我从未见过严东生先生（1913—2007，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无机材料科学家）。他离世后，我方有机缘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倾听并转述他一生的故事。

于我而言，这部影片近两年的摄制历程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契机：通过认识他，我得以观照自己，通过靠近他，某些全新的东西在我身上缓慢生发。我渴盼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每位观众亦能实现专属于自己的观照与生发。

在回忆如何拍摄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纪录片之前，我想先来简要谈谈个人理解的传播领域科学家形象的嬗变。

在传统语境下，以《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为代表，科学家被塑造成书呆子或超凡脱俗的圣哲。为了强化科学发现的神圣，科学家多被叙述者抽象成单一维度的超人，只呈现纯粹的智慧属性。为了区别于普通人，他们的个性和喜怒哀乐往往被刻意隐藏，几乎不带情感温度，不食人间烟火。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重大变革，人们通过移动端接收信息、发表见解的门槛极大降低，这让本已存在的心理倾向进一步得到强化：消解权威，消解传统，消解意义，消解宏大。在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叙述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共谋，让故事中的科学家“破绽百出”，从云端跌落凡间。在美国华纳兄弟电视公司出品的剧集《生活大爆炸》中，科学家身份的主人公们显现出一种可被辨识的“庸常”：他们虽然智商超群，却袒露出如此多与我们普通人相似甚至远超我们的笨拙与怪异。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剧集《天才：爱因斯坦》当中，爱因斯坦在情感关系中不负责任的举动被着重呈现。科学家的故事从一种极端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似乎一团墨迹当中的光点比纯然的光亮显得更加耀眼，更容易被当下的受众接纳。

而我所理解的伟大科学家则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如同在暗夜中提灯，要为全体人类踏勘全然未知的版图。这一历程，兜兜转转，鲜少灵光乍现，满是繁巨艰险。这就决定了他们会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质，兼具艺术家的敏锐、探险家的勇气、企业家的精算和政治家的决断。他们必须执着，保有稳健的心态，耐得住失败的常态，守护内在驱动力，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们必须严谨，有秩序地搜寻一切蛛丝马迹，才可能最终收获重大成果。

寻找叙事核心

我在这样的认知底色下求问，严东生先生的“本来面目”是否可以觅得？

我能够回答他不是谁。他既不是只顾埋首于书斋和实验室的那种科学家，也不是时下流行叙事当中舍我其谁、特立独行的那类天才。

但明确的答案又无法立时给出，我只能带着疑问，拜访他的四十位亲人、朋友、同事、学生，查阅不同形式的与他相关的资料。

他如何开掘自己的天赋，涵养自己的才华，从而完成使命与责任？他的智慧与信念如何支持他度过至暗时刻？他是如何与科研结缘的？他的师承？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他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他解决了什么问题？被他解决的问题跟普通人有什么关联？他的工作和生活存在仪式感吗？他有哪些特殊的习惯？他面临过两难的抉择吗？他经历过重大失败吗？他有恐惧的事情吗？他有遗憾的事吗？什么事会让他愤怒以致不能容忍？科研之外的他是怎样生活的？他遵循的科研方法和他的个人特质有哪些关联？他与父母的关系、与妻子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与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

通过这些疑问，我寻找他的激情安立之处。之后，尝试着像盲人摸象一样，描述出自己所理解的他。

出生于一百年前的他，显现出众多极其罕见的美好特质。作为讲故事的人，我很快产生担忧，这是否会让今天的普通观众对他产生距离感，甚至引发信任危机。好比自己是只夏虫，闻知冰的存在已是瞠目结舌，自然挠头如何向旁人语冰。直到无意中读到哲学家陈嘉映讲古希腊人的文章，突然感到既违和又有趣，觉得严东生先生像极了文章所描述的古希腊人：热爱真理，毕生追求卓越而非成功，拥有强健的体魄与精神，完善自己的同时亦关心城邦。只不过在严东生先生那里，城邦变成了国族。可以说，在大时代的浪涛当中，他始终没有辜负最初的天赋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个凡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的完满。

创作上的烦恼依然没能解决，想理解这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理解驱动他的燃点，要从何处寻找抓手呢？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梳理他的来时路。结合他的传记、报道、自述以及周围人的讲述，我列出一份“臃肿”的人物年表，把引起自己关注的所有内容依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并在事件旁边备注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着重参考严东生先生对早年经历的自述以及他女儿严燕来教授的采访，我在这份自制年表当中反复“寻宝”，最终将目光锁定在燕京大学的校训上。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意识到，它如同一把标尺，用来衡量严东生先生一生当中所有的言行，都严丝合缝。

结合严东生先生在传记当中的表述，“歌德写了一本回忆录，叫《诗与真》，书中说，当年是真实的事情，但到了晚年却是诗意的回想。这也是我现在的感受”。至此，全片的叙事核心已经浮出水面，即“诗与真”。真理、自由、服务，即他心中的诗意。而此后将其定为片名，已是顺理成章。

选定叙事线索

严东生先生的女儿严燕来教授在采访中说，“那时候你们要叫我录像，我很不愿意。但是现在我觉得对父亲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在演进，所以我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

第一次见到严燕来教授，是在影片的签约仪式上。她发言至最后，语带哽咽，我瞬间产生共情，热泪盈眶。她威严地述说自己的父亲“威严常在”，希望影片“恰如其人”。这些细节在我撰写此文的当下，依然历历在目，可见当时内心震荡之大。算是一种心领神会，那一刻透过严燕来教授，我能够更进一步理解并感知她父亲是怎样的人。严东生先生对于我来说，立刻具体、真切了起来。

然而说服严燕来教授走入镜头的过程并不算顺利。我心态矛盾，既理解且尊重她的低调，又不得不以拍摄者的身份，劝说她承担起不可替代的叙述责任。

最初的设定是跟拍严燕来教授一路拜访父亲老朋友的过程，在空间的转换、人物的行进以及不同人物的互动当中推进叙事。毕竟拍摄纪录片害怕“凝固”，而喜欢有“势能”。有由此及彼的任务存在，影片的叙事驱动力会更强。有现在进行时的开放预设，故事会更加生动鲜活，充满更多可能性。

最终呈现的是折中的方案。影片分为两条线索，主线是传统的全知视角，运用旁白，依照时间顺序一步步推进叙事，讲述严东生先生一生当中的重大事件。而辅助线索，是严燕来教授在父亲百年诞辰写下纪念文章，回忆她心目当中的父亲。这条辅助线索一来增加了情感变化，二来增添了节奏变化，对于影片叙事极为重要。

在节奏设定上，我尽力使宏大事件与个体情感的段落交替出现，形成强弱、次强弱的变化。例如，在讲述严东生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期间推进的一系列活动，打开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科学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大门时，同时穿插他与国外科学家的私人交往，以使信息的传递张弛有度。

设计视觉场景

因为严东生先生已经过世，无法拍摄到他的画面，为了避免视觉上的静态与单调，除运用历史资料画面以及采访了解他的人以外，如何通过拍摄有仪式感的视觉场景，将他的内心世界可视化，就成为摆在我面前的重要课题。

严东生先生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定期打网球，而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八十六岁膝盖不允许高强度跑动为止。可以说，打网球的运动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赋予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这是他事业成功的条件之一，亦是寿近百岁的原因之一。

于我而言，打网球更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觉符号，适合延展成为影片中重要的视觉场景。

国外有谚语云：网球是一项肩膀以上、腰部以下的运动。意思是打好网球，靠的是头脑和跑动。也有人说网球是一项激情的绅士运动。

我通过球手上场、观察对手、拍球、挥拍击打网球的一系列升格镜头实现一种比喻：严东生先生敏锐地观察问题，平静而富有勇气地面对问题，依靠出众的能力快速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是场上节奏的把控者。

严东生先生不仅是我国无机材料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成功领导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体制改革，而这一改革先行一步，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在一段针对以上内容的宏大叙事之后，我安排影片改换节奏，述说“即使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最忙碌的那些年，严东生先生依然每星期打两到三次网球，依然保持既定的生活节奏”。之后接入受访者对严东生先生当时工作的评价，“改革的阻力太大，步子迈多大，从哪些方面开始突破，这个都是要（他）选定的”。“他没有多少修饰，该说的话，他是有胆量说的，这种时候他是有胆魄的。”通过不同的叙述层次和视角，结合视觉场景的设计，促成观众对信息实现完整的理解，避免了叙事手法的单调。

法国学者雅克·拉康曾提出知名的镜像理论。在拉康看来，主体意识的形成，自我认知的确立，是通过自身在外界折射出的镜像实现的。这一学说对电影理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抛除理论的分析，我亦认为镜子拥有与自己对话、自我审视的意味，非常适合成为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视觉符号。

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今敏执导的动画电影《红辣椒》、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盗梦空间》当中都有知名的镜子矩阵场景。主人公站在镜子前，镜中投映出无尽的分层空间，相应也出现了无数个主人公的形象。

我在片中设计了两处镜子矩阵场景。第一处是开场后不久，严燕来教授讲述“在最后一年或者说两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回忆过去一起共事的，科学院各个部门的人，先是回忆晶体的人（与晶体研究相关的合作者），晶体的人一个一个名字写出来，写十几个名字”。

严东生先生晚年的这一举动极其动人，这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对自己一生的深沉回望，既怀有对老朋友的温柔情感，也怀有对一个个名字背后，那些过往岁月的怀念。这段内容需要出现与其情感重量相匹配的视觉场景，我考虑了很久，推翻了自己的若干个设想，最终决定在观众看到严东生先生书写的一个个人名之前，先铺垫了他对镜中自己的凝视。旁白述说，“关于晶体，当严东生走到人生边上，那些故人旧事，仍时常在他心中闪烁”。此时观众看到演员扮演的主人公望向镜中自己的众多分身，传递“回望过往”的意味。

我们在开阔的室内竖起两面镜子，镜子外面围以黑布，以顶光调节气氛。拍摄时摄影师需要调试寻找合适的机位，以免自己在镜中穿帮。演员侧立在两面硕大的、相对的镜子中间，转头凝视镜子，当镜头对准他和一面镜子拍摄时，就可以获得无数个主人公同时出现在镜中的效果。

第二处镜子场景出现在讲述他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段落，同样饱含情感，事件更加宏大，戏剧张力更强。这一次演员更是直面镜子，“自我审视”的抉择感更强。

全片从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开始，又以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收尾，形成一个圆形闭环。

真相是无底洞的底。若问这部纪录片是否能够做到“恰如其人”，我着实无法回答。只是庆幸通过拍摄，得以看到严东生先生如何在跌宕的时代中守护真理与信念，看到他卓然闪耀辉光，却如一位温暖的身边长者，慰藉、激励每位相遇的行者学人，甚至慰藉、激励了从未谋面的我。

千万年以来，人类始终追求力量、速度，探索空间，延长生命，在现代科学的加持之下，新的纪录必将不断产生。尽管局限永存，但今天的科学技术如同蒙昧时代的巫术，寄托着人类予乐拔苦的无尽梦想。因此讲述科学家的故事，就是讲述我们所处时代最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就是讲述当今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

作者简介 孙嘉翊，上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厂导演、制片人。《上海高清科教纪录片系列》总导演。创作了《双面抗生素》《量子通信》等多部获奖科教片，另有《大巧若拙》等聚焦科学家的纪录片作品。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19年第1期。《科普创作》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刊，以刊登科普科幻原创作品及评论为主，刊物为季刊，每年3月、6月、9月、12月的20号出刊，欢迎投稿订阅。投稿邮箱：kepuchuangzuo@126.com；联系人：姚利芬。